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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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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论全球气候危机的本质之一就是欧美国家推行了20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再重复使用了，世界将在一个新的平台、基准上进行博弈，这就是绿色经济革命将翻天覆地改变历史的重要基因。”
“中国适应这个变革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可以推行伴随式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而在于要彻底反思30年来的发展模式的战略大转型的问题。推进能源变革的思想大革命。”
“中国的能源变革必须在2018年以前有中期主体突破，2030年前实现长期变革，这也应该是中国能源改革的一个被动时间表。”
“加快探索下一代的能源、下一代的能源的管理体系和下一代国际碳排放的管理体系是中国建立新竞争力的核心。”
推进绿色建筑；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智能能源网；清洁煤技术的利用；发展太阳能技术；发展电动交通技术；发展生物燃料；发展天然气水合物和其他未来能源利用的研究。”
未来二三十年人类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建造清洁能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有赖于发展清洁能源的创新思想、清洁能源的技术、清洁能源设施的制造能力和清洁能源的市场。
清洁能源的技术将使全球创新发展获得能力保障；清洁能源设施的制造能力将使一个国家更有竞争力；清洁能源的市场将使一个国家拥有不断升级和转型的良机。而统领清洁能源发展各个元素的创新思想，将使人类保持正确的产业进步航向。
人类社会正处于一场能源大革命的进程中，中国应以创新战略把握这场能源变革！
奥巴马的能源变革之于传统变革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实质上催生了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其核心就是思想大革命。一个国家占领新的全球制高点的能力取决于它颠覆习惯的能力和思想的改变程度。
对于中国而言, 这个革命的第一要务就是需要有效地调整30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运行习惯和结构，构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创新社会，如此才能确保中国将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宏大体系付诸实践，建立适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改变中国公众和企业的能源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并力争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由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增长的战略路线年来不断增加的燃煤使用总量支撑了中国制造经济奇迹，避免了全球范围内因争夺石油而引发较大的国际政治较量甚或战争，它推动了中国商品的全球化，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积累，改变了国际分工的结构、体系和秩序，降低了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
这个历史性和平大交易构造的体系主因之一就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进入以纸币为主的通货时代，而且自此38年以来，以纸币换取商品的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是这个国际分工体系得以良性运转的基本守则。因此，在中国与世界的买卖关系中，实际上中国是以高耗能为代价的商品换取了美国、欧洲国家的主权信用美元或欧元。中国获得贸易顺差之时，也帮助美国等实现了资本顺差，这是一个多边都能受益的规则。其得以捆绑运行的关键是有赖于中国维持二元抑或多元的经济体制，特别是需要中国维持以煤为主的传统能源体系，以及由发达国家输出纸币资本的同时输出增长的国际交易体系。
然而，2008年的全球危机迫使诸多发达国家认识到以纸币换取商品的游戏规则有巨大的缺陷，这就是纸币换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输出了增长。它的基础就是传统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认识到，倘若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历史性大转型，转换自身经济体系的主力结构，并在这个转换之中实现更高的体系竞争。为此，逐步改变纸币换取商品，特别是纸币换取能源或耗能较高商品的国际分工秩序就成为大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这就需要改造诸多现行的国际机制、制度、规则、价值和标准，再用一种共同的理念将世界重新组合起来，而气候和能源、环境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永恒主题，以这个问题作为解决世界分工秩序的基准，发达国家就拥有国际分工高端位置的天然优势，而这个需求置换的本质实际上是再造国际分工新的游戏规则。
因此，倡论全球气候危机的本质之一就是欧美国家推行了20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再重复使用了，世界将在一个新的平台、基准上进行博弈，这就是绿色经济革命将翻天覆地改变历史的重要原因。
为此，中国适应这个变革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可以推行伴随式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而在于要彻底反思30年来发展模式的战略大转型的问题，推进能源变革的思想大革命。这个思想革命的核心就是要造就下一代更具竞争力的中国战略增长路线和发展模式，将中国的城市化、绿色生存方式、生产方式重组等增长兴奋点全部投送进这个新的跨产业、跨越式的大变革发展之中。
由此就迫切需要我们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热情迅速跨越进入全球体系运转的研究，尤为重视基本通货问题、能量问题、效率问题、组织变革问题、全球分工问题、幸福生存等关乎世界本质问题的战略研究，并前瞻和透视这些历史主题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整体重组中的巨大利益的变化并把握中国的机遇。
基于此，我在与一些全球性大公司高层领导的交流之中迫切地感觉到，这次能源大革命缺的不是技术、不是资本、不是市场，而是思想，缺乏的是将我们整个人类能够正确地带进下一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战略增长路线。
也正是基于此，以前的工业革命的进程领导者，可以是工程师团队，可以是资本家团队，而这次新的能源大革命的领导者一定是思想家团队。实际上，目前掌握美国能源革命的恰恰是这样一个思想家团队。这就更需要我们从历史大体系角度认识这场能源革命，从全球最先进的能源变革的计划中整合出中国能源革命的超越战略。
二、认识国际能源革命博弈的趋势就必须理解千百年来人类智慧探索的三大战略主题
我认为千百年来人类最高的智慧一直在集中探索三个主题,而且都与能源紧密相关，因此，这些命题应该成为建立下一代人类增长体系的关键。这也是我们今天实施能源变革必须借鉴的有关世界之本问题的浩大智慧。
其一就是探索使用一种通货，或者说就是债务凭证或纸币体系等，将世界的商品联结起来，希望使用这种天使，抑或魔鬼般的通货力量运转财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引用历史名言：“在一万人中只有一人懂得通货问题，而我们每天都碰到它。”这个通货目前集中表现的就是货币，因此，哪个国家能够精熟地运转纸币通货，哪个国家就能够占据世界经济的最顶端，哪个国家也才能管理好自己的能源体系。我以为能源改革的价值需要它表达，能源的转型需要它推动。
其二就是一直探索人类生存和生产的动力之母能量，而且希望不断使用更高密度的能量运转世界。现在英语中能量一词energy是两个希腊词的组合：是“在之中” 的意思，s是“功、劳动”的意思。加在一起 en-ergi 就是“加进去的功”。因此，能量的变革的本质就是世界之本的变革，其表现状态就是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把握好这样的机遇就会获得创世纪的历史收获。
其三就是一直探索健康和谐生存之道，它不但希望维护身体健康，更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观点包括人与气候、环境的整合运转，而天人合一实际上是中国最具统治地位的生存思想，它们对自然和谐的捍卫甚至牵制了中华民族开发矿物能源的热烈追求。
综上所述，世界上独握通货、能量、和谐生存之道三大资源和能力的国家才有资格进入下一代能源管理革命的领航之列，这样的国家并不多，而且集中在主要经济经济体的国家之内，它包括中、美、欧、日、俄、巴西、印度等少数国家。在其中既会有我们的对手、我们的竞争者，也会有我们的朋友，决定未来大国之间互动水平的就是能源、环境和气候的管理和消费方式，j9国际站官网入口如何立身其间发挥创新的作用就取决于中国对能源权力的正确把握。
所谓的能源权力就是个人、群体和国家控制和影响其他主体行为的能力，这个能源权力应该包括五个方面：其一就是战略把握和控制能源变革的力量；其二就是物质力量；其三就是行动创新和体制转型的能力；其四就是信用投放力量；其五就是需求的力量。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个能源的权力体系之中并不占优势地位，所赖资源有限，这就更需要我们国家在战略上把握要害，超越我们的伙伴、竞争者，甚至对手优先达到能源领域的大创新之中。
根据联合国人口计划署的统计，公元1700年左右世界人口大约有6亿，这个时期世界能源生产方式面临两个选择，其一，就是以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为基础更换人类的能源生产方式，这就需要继续沿用人力、畜力等传统能源路径转向以机械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其二就是以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为基础更换人类的能源系统。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能力，人类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更换了我们人类的能源系统，这个人类第一个以矿物能源为主的工业结构的调整也被称为工业革命。
其一，它造就了巨大的能量消耗，每年全球约需要30万亿千瓦时的电力能量，2008年全球消耗了106亿吨油当量的能量，如果中国能源消费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全球能源消费就需要提高到150亿吨油当量的能耗；
其二，它造就了巨大的污染，全球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已超过万分之三、四,并且每年还在增加；
其三，它造就了巨大的人口增长，全球人口1650年5.5亿，1750年7.3亿，1850年11.8亿，1950年24亿，2008年67亿，2050年预测80亿人口；
其四，它造就了城市的集中发展，工业革命真正区分了城市和农村的功能，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0万个城镇，而2%的城市地区排放了全球80%的污染；
其六，它造就了强制性增长模式，也即矿物能源使用以物质力量或文化方式将集中化管理体系和单向等级制管制强加于需求者。单向运转的能源体系是世界上最为集权的体系和浪费的资源。
由此，200多年以来，这种以矿物能源为主的能源利用系统导致了人类与气候环境互动的灾难，这个变化对中国而言，意味着2010~2018年间将单独或多集合地发生干旱、洪水、冻土变化、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粮食减产、重特大疾病等灾难。
延续传统的危机管理战略已经无法使人类成功地跨越这场综合性的危机，出路只有一条，我认为就是更换人类的能源系统，建造以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利用为基础的能源生产方式。
工业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建造了以矿物能源为主的人类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19世纪以煤炭为动力的革命，造就了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称雄的世界；20世纪以油气为主的动力革命，造就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发展的奇迹。目前，全世界每年大约需要消耗1.06×1018cal的能量，倘若以这个体量的传统能源消耗持续运转，综合性的气候和环境危机将进一步恶化。
为此，21世纪迫切需要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革命造就全球下一代的能源体系，而信息革命面临的最深刻挑战就是逆转目前的传统能源的消耗方式，以清洁能源建造人类使用能源的创新体系，这个转变有三个使命，其一就是要以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现有的能源体系，特别是以发展智能互动网为基础提高能源效率；其二就是要逐步更新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利用体系，采用低污染、能够大量获得、可以良性循环的清洁能源体系；其三就是要建造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互动的能源运转体系。
国际能源署的田中仲男曾告诉我，目前国际能源署正在成员国内部协商2050年时实现清洁能源计划的路线%来自矿物能源的清洁使用，但是这一部分必须实现碳封存和捕获。
我判断一些发达国家可能会提前10年、甚至20年实现上述目标。这个路线图一旦付诸实施将更换目前人类使用的主力能源系统，三四十年彻底颠覆全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个巨大的转型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深刻的挑战！
面对全球能源变革，我们必须找寻到将能源变革从挑战变为机遇之路。在未来二三十年内，我认为中国应该优先更换传统的能源系统，这个系统更换的代价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机遇也是难得的，在发达国家能源改革路线图成熟运转之前，提前占领全球能源经济的制高点是极其必要的。
我认为，中国的能源变革必须在2018年以前有中期主体突破，2030年前实现长期变革，这也应该是中国能源改革的一个被动时间表。
第一座大山是以不可再生的矿物能源为人类的主力能源，这种能源系统以石油、煤炭为基础已在地球上维系了300年之久，而今则需要实现以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为主力能源。第二座大山是以不平等的等级制为核心的国际能源分工体系，推翻这个不合理的分工体系，也是推翻新兴国家经济发展之路上的一座障碍。第三座大山是以金融体系来简单定价远期能源商品的能源霸权体系，如以美元定价的石油期货等能源商品体系。第四座大山就是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互动的强制性的能源利益体系，这主要指的是现有的单向运转的能源网络，包括电网、水网、气网等，而今后随着双向化的互动能源网络转型，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重新分配利益。第五座大山是以使用矿物能源为乐的定势习惯和社会心理。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9年1月7日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到2015年，中国的煤炭产量将达到33亿吨以上，石油产量将达到2亿吨以上，天然气产量将达到1600亿立方米以上，地面抽采煤层气将达到100亿立方米。到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将超过35亿吨，2008至2020年累计需求超过430亿吨；石油5亿吨，累计需求超过60亿吨；铁矿石13亿吨，累计需求超过160亿吨。
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我认为，自2009年到2015年的6年之中，中国GDP的总量至少需要增加15万亿元。由此，以现有的中国发展速度，6年期间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亿吨煤炭的消耗量。由此， 中国不但将成为碳排放的受害者，也将成为国际碳排放管理制裁的目标国。
相反，如果我们成功地推进能源变革，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就可以通过能源效率的改革获得约束。中国也可能以大约35亿吨年消耗煤炭为基数，辅之以其他清洁能源的消耗，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且，为了保持未来6年的增长，我们还可能创造性地降低煤炭消耗量以实现增长的目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加快探索下一代的能源、下一代的能源的管理体系和下一代国际碳排放的管理体系是中国建立新竞争力的核心。近30年来，全球经济改革的旗帜乃由中国高擎，但是，能源变革的旗帜却正在由发达国家竞举，未来能源变革的大旗不能仅属于奥巴马的美国，中国必须在其他国家适应能源变革之际速领航能源革命的创新方向，中国迫切需要推进制高点型的能源优胜发展战略。
以下是中国应该把握的新能源制高点的核心领域，通过这些关键领域的发展应该彻底颠覆中国的内需市场，充分利用纸币通货投放的国内外的巨大市场回旋余地，实现能源革命、技术革命、通货革命和资本市场革命的整合，推动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建筑能耗大约占了中国整个能耗的40%到50%，如把每年新建的10亿到15亿平方米的房屋更换为绿色建筑，相当于中国每年可以减少3亿到5亿吨的煤炭开采；如改建房屋大规模地使用绿色建材，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0年有100亿到200亿平方米房屋的绿色建材内需市场，而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将直接拉动新兴的绿色建筑企业。如成功推动绿色建筑的转型，每年对GDP的贡献大约可达到1%~4%间，一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有望保持10%左右的发展水平。
如果2050年前我们能够成功地将中国现存550亿平方米的房屋改造为绿色建筑，将创造世界能源变革史上的奇迹，而且，奥巴马奠定的任何能源变革都无法撼动中国绿色建筑创新贡献的历史地位。
为此，我建议加快确立2018年中国绿色建筑的中期发展规划和2030年的长期发展规划，同时2012年前应该尽快确立强制性推广绿色建筑的国家法律。绿色建筑是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核心突破口，运转这个力量也是我们巨大的内需机遇，把握住这个战略机遇我们就拥有了立于能源革命不败之地的看家本领，不认识这个机会就会使中国的能源革命走弯路。
我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海洋人工岛综合发电，以可再生能源置换传统能源体系的运转。近几年，我国风电发展迅速，4万亿元振兴计划尤其侧重了陆上风场的建设，这个战略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将我国电能的主要需求地东部地区和风能的主要聚集地海洋风场有机的结合起来。中国有将近2万公里的海岸线，又毗邻世界太平洋，海上风能得天独厚，具有成为世界上海上风能利用大国的优越条件。为此中国应该加快投资，用5~10年的时间，营建3000个左右近海人工岛，如有可能建造12000~15000台10兆瓦~80兆瓦的高温超导发电机，这相当于中国现有发电总量的50%~70%，同时结合水下潮汐发电等综合管理和全球卫星导航、即时监控、近海电缆传输等系统建立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利用体系，改造中国人民的生产方式，一举改变北能、西能东输的问题。由此，也应该尽快调整中国铁路、公路的布局体系和产业发展计划。为此，我认为应该确立2018年中国风电规划。j9国际站官网入口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大力推进其他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目前中国单项运转的电网大概每年损耗2000亿元，如果单项运转的电网、水网、气网，通过加载数字设备和新增其他的传感器设施变成互动网络，每年可以创造巨大的效益。以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现有的能源体系，特别提高传统电网体系的能源效率是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第一挑战，它将推动传统电网体系升级为信息化的水平，有可能造就一个与传统电网体系规模相当的创新架构。这将是一个比3G业务更加宏大的产业空间，比3G业务更能够推动内需体系发展的战略力量，这是一个比3G业务更应该迅速投入应用的国家创新业务。倘若2009年就启动国家互动电网的改造，每年至少可拉升国民经济一到两个百分点。因此，互动电网改造应该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先头部队。它可以重组从发电、输电、变电、用电，以及客户本身的能量管理控制过程，实现生产要素的效益最大化，也可以造就世界上最大的传感器产业和世界上最大的智能电网“PRT” 产业。与此同时，我建议三到五年内，中国还应该营建10~20条超导电缆系统，此后可以在城市中心地带营建5万公里的超导电网解决配电网的升级问题，并逐步在10~20年内将我国的骨干电网更新为超导电网。
改造以燃煤为主的生产方式应该成为目前中国能源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这是中国人的特殊专利和发展权利。对于中国而言，将目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分期转型为煤的气化使用，实现世界上最大的煤能源体系的跨越式发展，这是中国能源现代化最小的改革代价，其实质就是促使世界上传统落后的最大能源体系一步转型为全球最先进的清洁能源结构。
这个任务应该有三个重点：其一就是大力发展煤燃烧的直接洁净技术；其二就是大力发展煤转化为洁净燃料的技术；其三就是强制性发展从工业废气中捕获、储存二氧化碳并通过加氢还原来生产甲醇等化工产品的再利用技术。
目前中国每年需要消耗27亿吨标准煤，如营建与国家电网同等重要的输气管网，煤炭将在产煤区直接气化，或将煤炭从生产区运载到水资源较好地区，甚至直接从海上通过海水的淡化技术整合尔后气化，然后输送到通达全国的输气管网。倘若我们每年推进一两亿吨煤气化的产业改进，十到二十年之内，可将中国使用的煤炭大部分通过气化的方法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发展碳捕获和封存技术。这样，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体将通过煤气化路径获得重要的突破。
倘若我们实施这个以气化煤为核心的发展，将可以造就中国最强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它可以启动一个总投资需要5万亿~8万亿元的投资空间，带动5万亿元以上的信贷扩张需要。由于中国煤炭产量具有每年提高4亿~7亿吨产量的能力，这也将修正全球能源的结构和需求。因此，气化煤的大型工程应该成为近期中国能源改革的重要目标，它不但可以极大地扩大内需，而且可以减少中国的原油进口，把握住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国际能源价格体系。
中国在储能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太阳能电站建设方面我们也落后了发达国家。但中国青藏高原是世界上第二个高日照地区，具备发展大规模太阳能电站的条件，应该比欧洲营建的超级智能网选取的“沙漠行动计划”更有优势。
为此，建议中国选择青藏高原等多个地区加快营建太阳能特区，并同时确立太阳能技术立省、立市、立区和立家之策。
太阳能技术利用具有巨大的转换空间，中国应确立成为太阳能大国的技术路线和技术体系。
此举将推进整个中国生产体系的智能化、互动化和节能化。中国应该发展包括中低速的磁悬浮列车在内的电动车辆，其中可超越电动车阶段直接营建智能车辆网络。它包括电动车或混合动力车、车辆基站和网络系统三部分。终端汽车应该逐步实现以工程塑料和碳纤维等材料取代钢铁材料，其他包括营建无限车辆网络管理网络、智能导航和智能交通系统、以传感器为主的防撞装置、雷达系统等智能车。我们城市交通应增加中低速磁悬浮列车的建设，北京在试点这个计划，现有高速列车系统也应逐步提高智能控制系统。中国的电动体系或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车辆转型体系，对持续推动能源革命意义重大。
美国能源部实验室正在推进生物燃料的研制工作。生物燃料包括速生草类、藻类和废弃植物，需要解决与煤炭里或汽柴油的配比利用使用。这个能量源虽然不可能取代矿物燃料，但是应该予以关注。
天然气水合物也叫可燃冰，2008年中国已成功采集了样品。可燃冰一般在深海和高原地区存在，1立方米的可燃冰相当于164立方米的常规天然气。如提炼技术过关，我们将获得世界上新的矿物能源。目前美日韩德等都有重大国家计划在推进研发，我们应该加快这一新的矿物能源的研究。
两个“1/3”、一个“1/5”，j9国际站官网入口向世界宣告了我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的不凡成就。2024年，全国发电量超10万亿千瓦时，占全球总发电量的1/3，能源生产总量折合约50亿吨标准煤，占比超全球1/5；全社会每消费3度（千瓦时）电，其中就有1度源自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
能源，被喻为“工业的粮食”，是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战场。“十四五”以来，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能源供给能力不断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以“逐绿向新”为重要特点，这5年，我国能源转型跑出“加速度”。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透露，“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和非化石能源占比等主要指标将如期完成，“我国成为世界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者”。
一组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印证了变化：“十四五”开局以来，我国的能源消费中，非化石能源占比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煤炭的占比则每年减少1个百分点。华电集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陈雳表示，“一增一减”数据的背后，其实是一场静水深流的能源革命，“我国能源体系正在完成由‘煤炭为主’向‘多元清洁’的实质性跨越”。
陈雳提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已经达到21.7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其中风电装机5.7亿千瓦、光伏装机超过11亿千瓦，较“十三五”末实现翻倍增长。目前，我国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历史性突破60%，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也于2024年首次超过煤电，电力生产供应绿色化不断深入。j9国际站官网入口
在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构建过程中，各地都在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模式。比如，云南充分利用水能资源，适度开发干流水电，目前全国装机排名前10位的水电站中，有6座在云南；四川依托水电优势发展绿氢产业，形成了“水风光氢”多能互补的范式；西藏则积极推进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和高海拔风电建设，截至2024年底，西藏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50%，形成了以新能源为主导的清洁能源体系。
这几年，连片的太阳能光伏板、成“群”而立的风电机组不断从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塔拉滩，湛蓝色的“光伏海洋”里还有一只只肥硕的羊在埋头吃草，这是当地探索推广的“牧光互补”新模式，这群羊也被称作“光伏羊”。
2012年以来，凭借丰富的光照和土地资源，青海在塔拉滩大力推进新能源基地建设，光伏发电园区规模持续扩张。铺上光伏板后，沙漠戈壁滩的水分蒸发量减少，风速降低，植被覆盖率随之提高。“牧光互补”模式的推行，j9国际站官网入口解决光伏园区除草难题的同时，为牧民节省了饲草开支，提高了羊群成活率，当地牧民口中“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荒凉景象早已成为历史。
与此同时，西北的风光也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点亮万家灯火。不久前，首笔沪藏跨区域绿电外送交易顺利落地。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西藏的绿色电力首次跨区域输送至上海，此次交易电量为785万千瓦时，可帮助上海减少2.41万吨标准煤消耗，减排二氧化碳6.01万吨。
“在2020年之前，电力行业普遍认为新能源只是辅助，如今却成为主力，输电格局、调节电源、电网调度等电力系统关键环节均围绕新能源发展进行升级，‘西电东送’的电量也正在从煤电主导逐步转向绿色电力主导。”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李昇说。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0%左右。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总量、效率均已得到全面提升，2024年，全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9.8%，较2020年提升近4个百分点。
李昇说，我国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新能源已经基本完成由“解决有无问题”到“支撑转型需求”的根本性转变，发展逻辑由“十四五”之前的“政策能支持发展多少”转向“市场需要多少就发展多少”，夯实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供给基础。
“‘十四五’是能源科技创新取得更大突破的5年。”王宏志提到，这几年，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总量的4成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关键技术指标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白鹤滩水电站、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国和一号”、第四代高温气冷堆等多个“全球最大”“全球首座”工程建成投运——“这些‘大国重器’彰显了我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王宏志说。
“从‘跟跑’到‘领跑’。”李昇这样形容我国在能源科技方面的创新突围，“‘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设备研制技术全球领先，为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以新型储能为例，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上半年，我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约9500万千瓦，5年增长近30倍，相当于给新型电力系统配上了“巨型充电宝”，为电力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明确提出“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具体包括依托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国家新兴产业创新中心、国家能源局研发创新平台等，支持开展新型储能共性关键技术攻关、装备研制和示范验证，促进新型储能技术多元化发展，探索多技术混合式新型储能、长时储能等应用。这份行动方案的总体目标中提出，2027年，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1.8亿千瓦以上，带动项目直接投资约2500亿元。
企业在创新上的投入不容忽视。翻看各大能源企业的“十四五”发展成绩单，“创新”是共同的关键词。比如，中国煤科近5年研发投入超过100亿元，累计有效专利已超1万件；东方电气集团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5%以上，新增专利数量较“十三五”末增长近50%；截至2025年7月底，国家电网公司研发投入近1700亿元，较“十三五”时期增长21%……
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效果就是驱动成本持续下降。李昇注意到，中国创造、中国制造、中国建造有力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在过去10年间分别下降约60%和80%。“总体看，我国的技术产业创新不断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深刻变革，不仅为全球丰富了新能源产品供给，也加快促进形成我国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他说。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单位GDP能源消耗5年要降低13.5%。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4年已累计降低11.6%，相当于减少了1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接近欧盟2024年碳排放总量的50%——“这一全球领先的能效提升成果，映射出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度协同。”陈雳说。
站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即将开局的关键节点，关于能源转型，我国又有了新目标。9月24日，我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明确，到203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争达到36亿千瓦。
“新目标既是对国内‘双碳’进程的战略接续，更是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诺与担当的体现。”李昇认为，我国具备实现新目标的产业基础、技术优势与市场规模。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技术和持续创新能力将为未来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记者 贾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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